武术，作为我国的传统国技，在解放前曾被称为国术。尤其在四川地区，武术文化根深蒂固，民间不仅有“操扁挂”与“打打行”等称谓，也融入了许多地方特色。在四川的城头乡坝、士农工商、三教九流中，都有不少热爱武术的群众，构成了广泛的群众基础。
清朝时期，四川各地已经设立了“武棚”与“箭道”等武术训练场所，聘请武术大师教授“弓、刀、石、骑、射”等技艺。习武之人若有所成，便可参加“武科”考试，从武童生、武秀才到武举人、武进士等，逐步晋升，获取官职与名誉。
晚清时期，来自壁山县的邓显扬因其精湛的轻功而闻名，奔走如风，纵使踏入泥泞地面，也能轻盈如飞，鞋面保持干净光亮，因此得到了“国技家”的美誉。光绪年间，在彭县清真寺传授武艺的马黑子被誉为拥有“神腿”的武术大师，其徒弟马镇江也继承了其精湛的腿法，外界称之为“无影腿”。他后来担任清军十营的总教头，成为四川武术界的泰斗。刘崇俊也是马黑子的弟子，曾任四川武士会会长。
当时，省都督尹昌衡的保镖“铁人”马宝，擅长南拳，广受敬重。其他如青神的杨海泉、简阳的余发斋等人，亦是民国时期的武林高手，频繁参与过青羊宫的擂台比试。
清朝末期，青羊宫的庙会每年都举行武术表演与“擂台”比拼，成为成都重要的文化盛事。辛亥革命后，民间武术风气更加盛行。1912年，成都的著名武术人物如马镇江、马宝、刘崇俊等，以振兴国粹、强身健体为宗旨，成立了“四川武士会”，并将尹昌衡推举为名誉会长，马镇江、刘崇俊为正副会长。武士会成为四川武术的一个重要平台，武术爱好者每天早晚都在会馆内练习，许多技艺高超者甚至被推荐加入军队担任武术教官或军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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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8年，四川督军熊克武发起了青羊宫的首次擂台赛，设立了三个擂台组别，擂主连胜多名对手。最后，来自简阳的余发斋与李国超激战一场，胜者余发斋，赛后两人互相尊重，成为朋友。
随着武术热潮的兴起，青羊宫的庙会逐渐成为成都一年一度的盛事。比赛现场，成都市民聚集在青羊宫，围绕擂台形成了人山人海的景象。这里有热闹的小吃摊，洞子口凉粉、钟水饺、赖汤圆等地道美食吸引着来访者。擂台搭建在青羊宫外的空地上，竹围成围，草棚遮阳。参赛者穿白色短襟，腰系蓝白腰带，比赛开始时，铜铃一响，激烈的较量便拉开了序幕。
比赛时，选手们的技艺各具特色，拳脚交错，比赛如火如荼。在现场的观众中，有不少文人即兴作诗，或评比擂台中的技艺。比赛的规则严格，参赛者必须遵循武德，不能做出违反道德的行为。胜者将获得金章，而金章不仅代表着荣誉，还为得主带来了丰厚的回报。许多得金章的武术高手被军队聘用为国术教官，享有高薪待遇，而有些人则借此名声开设武馆，成为有声望的武术大师。
1925年，武士馆正式成立，成为四川武术的代表性机构，刘崇俊担任副馆长。此后，擂台比赛逐渐规范化，规则越来越完善，参赛者的水平也不断提高。每年的擂台赛不仅吸引了大量的观众，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捐赠与支持，奖品逐渐丰富，包括黄金奖章和其他实物奖励。
擂台赛的最大亮点是金章奖项，它象征着武术界的至高荣誉。每年，青羊宫的比赛都会吸引众多高手参与，而这些获得金章的武者不仅在武林中名声大噪，往往还能在社会上获得较高的地位和经济回报。正因如此，比赛中也时常会有幕后操作，力求通过各种手段确保取得好名次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青羊宫的打擂赛逐渐成为成都一项重要的传统文化活动。直到1949年解放军进驻成都，青羊宫的“金章擂台赛”才最终结束。尽管在之后的数十年里，青羊宫的擂台赛未能恢复，但这项赛事在成都的历史文化中留下了浓厚的一笔，成为老成都人记忆中的一部分。
在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后，青羊宫的武术赛事在老成都人的心中依然是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，永远镌刻在川武文化的脉络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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